赤脚医生这个称呼，现在已从人们的常用语言中消失了，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，所有农民，都会经常和被称之为赤脚医生的人打交道。
这个称呼，当是最先出现在江南水乡，专指那些活跃在农村，不脱离集体劳动，初通医学知识，为广大农民提供卫生防疫和常见病诊治服务的人员。因其常在水田劳作，光脚板来来去去，又同时为广大社员防疫治病，所以很形象地被称为“赤脚医生”了。
上世纪六五年五月份，在城关公社的指导下，我们农园大队和曙光大队，联合组建了一支由五十人组成的二线装卸队，配合车站原有的装卸队，共同从事火车站的装卸工作。在我当装卸工近五年后的七0年三月末，大队支部书记张春莲，托人带话给我，要我去见她一面。那天晚上，我找到她时，她正坐在一家社员的热炕上。她给我说：“医院（现市二院的前身）举办首期赤脚医生训练班，咱大队挑来拣去，决定由你去参加学习。先回去和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如果同意，到会计那里开个介绍信，赶快去报名。”在妻子的支持下，四月一日，医院报到，进了训练班，从此，我的人生，便和赤脚医生这个称呼挂钩了。
大队领导其所以选中了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，此前几年，我通过自学，已掌握了一些粗浅的医学知识，偶尔也曾给同村一些人免费提供过如针刺、注射、小外伤涂药包扎之类的服务，在装卸队还给队员们打过破伤风类*素针。
训练班是三月上旬开始的，我去已晚了二十天。全城关管区的五个公社（城关、双王、良田、白杨和程家），去参加学习的，连我在内，只有十五个学员。带班的老师，是医院中医部的刘永斌大夫。所有学员，都住在中医部后院的二楼上，每人每天交一斤二两粮票，四角钱伙食费，统一在专办的灶上就餐。
我去得晚，学习时间只剩下四十天了。在这短短的几十天里，我的学习，不是走马观花，简直是跑马过原野式地进行着：第一周在中医部的针灸室，第二周在中医门诊室，第三周在西医内儿科（三天门诊，三天病房），第四周在西医外科（三天门诊，三天换药室），第五周在西医妇产科（三天门诊，三天产房）。五月上旬，县卫生局来了一名干部，召集学员开会。他在会上说：“第一期的学习结束了。我今天来，是代表卫生局，给大家发毕业证的（并无证书）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有了处方权，都是真正的赤脚医生了。回去后，尽快开办本大队的医疗站，以便尽早开展为广大社员提供卫生防疫和治疗常见病的服务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疾病的诊断治疗工作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这处方权的取得，也未免太容易，甚至荒唐得离谱。
这次学习，开始没有教材，主要是见习，只有过很少的几次讲课。在训练班临结束时，才发给学员每人一本陕西省出版的，薄薄的《赤脚医手册》。过后，天津、上海出版的内容较为丰富的同类书籍，先后面世，赤脚医生这才有了像样的学习资料。再往后，还有了公开发行的《赤脚医生》杂志。
我从训练班回到大队，向领导作了汇报。当时，大队也接到了公社要求开办医疗站的通知。大队批给我二百块钱，要我去购买药械。第一次去医药批发部，器械只买了血压表、听诊器、体温表、压舌板、注射器、镊子、剪子、针盒之类，煮沸消*用的铝饭盒，则是从家里拿来的。药品也只买了些常用的抗感染和退热止痛之类的，外用药则是必不可少的酒精、红汞、碘酒、紫药水、消炎粉，再加上几种软膏、眼药，量都很少，一下子就用去了二百五十多块钱。还好，那时的批发部，不怕麻烦，千片装的片剂，可以拆零，要一百片或二百片，都行，仍按批发价结算。为了报销多用去的五十多块钱，大队还专门开过一次会。
当时去批发部进药，不是有钱就能买的，购药械，凭购药证。购酒精，凭酒精证，其供应量，还按大队人口，有一定限制。购中药，另外还有中药证。在西药购买的药品中，有些还需先经过卫生局审批。另外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每次购药金额超过三十元，批发部不收现金。开好票，算出金额，常常要先到信用社交款，换成转账支票，再去批发部的开户行，为他们办理进账手续，最后才能回到批发部提货。所以，每进一次药，总免不了跑来跑去，用去多半天时间。
我清楚，仅凭一已力，医疗站是办不起来的。好在大队领导，给了我确定合作者的权力。我先找来了一个曾在某煤矿医疗室作过护士的女社员。有了人员药械，找好了开办场所，大队仍迟迟不同意我俩开诊。我想，领导们还是对我们不太放心。当时我还有点想不通，过后深思，毕竟我们的医学知识还浅薄得可怜，一旦出事，谁也承担不起，麻烦还是大队的。所以，他们的小心谨慎，并非多余。
到七一年初，附近有几个大队的医疗站早已先后开诊。恰在这时，我队从医院，有名医生被错误处理回到农村。我看过他的西北医学院毕业文凭，向他介绍了办站情况。征得他本人和大队领导同意，请他进站工作。这样，我们由三个人组成的农园大队医疗站，终于在七一年的三月一日，正式开门接诊了。
刚开门那段时间，病人很少。这时，县上的第二期训练班开学，我又一次报名学习。地址还在前次的地方，食宿安排依然如故。这期与首期最大的区别是，以讲课为主。为我们讲中医课的，是中医师郗忠义，讲西医课的，是外科医生岳育林。这期参加训练的学员，有三四十名。大概经过这次训练班，给城关管区的所有大队，都配齐了赤脚医生。在这为期两个月时间的后期，我们被带到了西塬上的大王公社，医院，白天由两位老师带着，满坡满沟地到处跑，寻找采集中草药。就是那次在大王，我采到了塬下没有的百合、丹参和何首乌。有一次，我们竟跑到了蓝田县的厚镇。
两年以后，我还参加过为期一个半月的精神病专科学习班。最后一周，老师带我们学员医院。医院见习，医院附近的北池头村。
为了不断提高，七七年初，医院达成协议，在那里实习一年。可惜后来由于家事羁绊，只实习了半年时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我已可以拿着辅导医师签过字的处方，直接在门诊上班，晚上还可以在急诊值班室值班，住院部也有自己分管的病人。
我原本喜好文学，但在开办医疗站后，为了专攻医学，我给自己约定：十年不看文学书籍，不看电影和戏剧。再次接触文学书刊和电影戏剧，已在整整十二年之后了。
当时的大队医疗站，一律要求采取合作医疗制。我们大队规定：全大队社员，每人每年应交的一元合疗费，统一由其所在的生产队，一次性转给医疗站。社员就诊时，每人每次只收取五分钱的挂号费，其他费用一概全免。如果采用针刺、火罐治疗，连挂号费也免收。对赤脚医生，也与其他社员一样，记劳动日，回队参加分配。
开诊的第一年，从三月份到年终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尽管每次只许开给一天的药量，所筹的全年医疗费，已花得所剩无几。第二年，医疗费、挂号费，连同上年的结余，到年终全部用光。第三年，筹款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两元。虽然提高了一倍，但因就诊社员人数激增，加之用药范围有所扩大，费用仍然深感不足。这给医疗站的提高发展，造成了很大困难。到第四年，欲再提高筹款标准，各生产队均感无力承受，拒绝拨款了。因而，不得不放弃合疗制，改为就诊者自付费用的办法。
我站自开诊后，就诊者逐年增加，仅凭开初的三人，已忙不过来，所以，从第二年开始，我们先后有五队一名女社员，四队一名投亲插队的女知青，医院，培训两个月后进站工作。
经过三年的实践，我站的医疗水平得到认可，加之收费标准很低（挂号五分，肌注五分，静注一角，清滴五角，小外伤涂药包扎不超过五角，接产两元），所以，在第四年实行收费制后，不仅就诊社员没有明显减少，连附近的一些市民也找上门来。
赤脚医生的忙碌劳累，绝非未曾亲历者所能体会得到的。
按规定，赤脚医生是不能脱离集体劳动的。刚开始一天三晌，上午我们都是下地上工。为了便于管理，医疗站全体成员，先后被统一安排在大队科研站和饲养场，以及距医疗站最近的三队，一起参加劳动。后来大队领导看到我们上班后太忙，这才取消了上午一晌劳动的规定。
对赤脚医生，有随叫随到的要求。不管何时何地，只要有社员来找，必须马上背起出诊箱出发。为此，半夜三更穿衣起床，正吃饭时放下碗筷出诊的事，是我们的家常便饭。一般小病，出诊一次用不了多少时间。如果遇到孕妇临盆，往往要守护几个小时，乃至整整一夜。下班时间所付出的劳动，一律不另行记工。
赤脚医生除了看病，还要负责防疫接种。防疫接种的对象，主要是婴幼儿。那时，对于防疫，家长不重视，孩子不敢来，每次都是我们进村入户，寻找那些接种的对象。打针时，孩子们哭哭闹闹，在所难免。唯有小儿麻痹防疫好办，每人一粒糖豆，孩子们吃过一粒，还会追着来要。当然，谁也不敢再给他们发了。
在给基干民兵注射破伤风类*素时，还闹过笑话。当有人看到我们使用的针剂安瓿上有“吸精破类”四字时，便认定用的是种绝育药，专门吸收破坏精子，注射后就没有了生育能力，所以都拒绝接种。对于成人，不能硬来，不得不让他们看说明书，并解释那四个字，不过是“吸附精制破伤风类*素”的缩写，与生育毫无关系。并告诉他们，我在装卸队时，给全体队员都打过这种针。其所以如此，主要是考虑到，装卸工作和民兵训练，发生外伤的风险较高，这是种防患于未然的有效措施。打消了他们的顾虑，接种才得以顺利进行。几乎每到一个队，都发生类似情况。
当时的医疗站，还要兼管畜禽的防疫治疗工作。那时，农村养鸡、养猪、养羊的人很多，每队也都有一群耕牛。每次给鸡打针，都是利用天之后，鸡上架进窝时进行的。五个生产队，一鸡不漏，连续五晚，才能完成。给牛打针最省事，只要进了饲养室，很快就能完成。最麻烦的是给猪打针。社员们的猪，大猪多圈养，小猪多放养。那时农村的猪圈里，几乎尽都是猪粪污泥，人进去穿着雨鞋，在圈里追着猪转圈跑来跑去，出来时常常弄得脚上腿上都是难闻的猪粪味。散养的小猪，跑得比人快，追出追进，极难抓到。有一次追小猪，猪进了主人家的厨房，撞得桶倒盆翻，泔水横流。当主人抓到猪腿时，被猪带倒，一屁股坐到了污水里。
当时还要求医疗站中西医并举，同时特别强调，用当地药治当地病，开处方时尽量使用自采的草药。为此，我们医疗站几个人，轮流外出，去六姑泉采过防风、麻*，去湭河滩割过益母草，去苹果园剜过紫花地丁、蒲公英，去菜地采过旋复花，去野地挑过茵陈和勒马回。我们还在大队划给的一片地里种过草红花、板蓝根和薏米。有一次去六姑泉采药时，突降暴雨，从半坡跑下来，几个人的衣裤都贴在了身上，急忙钻入蒋家大队的砖窑里，躲到雨住，才得回来。
除了很少的土单验方外，仅靠自采的当地草药，很难开出一张符合君臣佐使诸般要求的中药处方，所以，我们还要从中药批发部购进二百多味中药。那时，中药批发部售给我们的，能直接使用的饮片很少，多数都是生药个子，拿回来后，要浸泡清洗，切片晾晒，然后自行炮制，手续非常繁琐。有一次我利用下班时间切药，不慎伤了左手，直到现在，还隐约能看到伤愈后的疤痕。
由于人兽兼管，所以在我们上班时，往往会出现，院子的架子车上，绑着病猪，室内的病床上，躺着病人。我们在院子给猪打针，到室内洗洗手，接着给人打针。时间长了，次数多了，总觉得很不雅观。为了改变这种尴尬局面，我另找来一名青年社员，医院学习，回来后专管家畜的防疫治疗，成为赤脚兽医。把他的诊疗场所，安排在大队办的饲养场里。
大队医疗站，行*上归大队领导，业务上归公社卫生所负责。给我们城关公社各医疗站负责业务的城关卫生所（医院的前身），为我们安排了专门的指导人员。最早是中医师武生玉，他退休后由中西兼修的裴坪大夫接替。
我们每周有一次半天时间的例会。例会时，全公社的赤脚医生，在卫生所欢聚一堂，指导老师讲课，大家讨论，交流切磋。休息时则谝闲传，说笑话，偶尔还会有人伴着收录机唱上一段。在一周的时间里，唯有这半天，我们可以摆脱繁忙劳累，轻松愉快地度过。
到改革开放，土地下户的八二年，十几年来的办站模式，已无法继续。首先，生产队已不能凭劳动日支付赤脚医生的劳动报酬，再是，社员们的收入增加后，去医院就诊者日益增加，而我们也不再兼管兽医工作，且出具出生证的权力被收回，不再接生，因而工作量大为减少。这时，先后与我在医疗站工作过的十人中，最早叫来的那个护士，早已进了镇卫生院（即原先的卫生所），由安康回队的那个医生，几年前就平反复职，那个插队知青，返城直接到市一院妇科工作，那个学兽医的青年上了中医学校，另一个青年接父亲的班进了单位，两个姑娘外嫁。大队研究决定，医疗站由我承包，自付盈亏时，我在剩下的三个人中，选留一人与我合作，另两人回家了。
我承包之初，对于是否能取得理想的收入，心里也没底。为了打消合作者的顾虑，我郑重向她承诺，如果收入尚可，一起按上班记工分配，如果收入不太好，首先保证他的工资与当时在大队企业上班的社员收入持平。后来，我俩的收入，比大队企业上班者高出了许多，且年年都在增加。
据我所知，各村的医疗站，与我站类似，都经历了合作制，收费制，最后由个人承包的转变过程。
我连续在医疗站工作四十余年，年逾古稀后，听力锐减，这才把医疗站的工作交给下一代。
我离开医疗站已十几年了。原先与我一起学习，同时开办医疗站的赤脚医生中，光是在原城关公社东片的八个大队，年龄长于我的，已有八人先后作古，年龄小于我的，也有五人去世。当时年龄很小或进站较晚的人中，则还有一些仍然活跃在农村的医疗战线上。
就在我们的赤脚医生队伍中，我所知道的，毕家村的郭应炬，贠张村的贠秀珍，良田的张凤娥，先后被推荐进了西北医学院，毕业后成了名副其实的医生。尤其是我最熟悉的郭应炬，医院的主任医师，曾兼任市二院业务院长多年，后来则成为享受国务院津贴的著名外科专家。
医疗站的称呼，也曾改为卫生所，现在被称村卫生室。赤脚医生，也早被改称为乡村医生了。
不得不承认，赤脚医生，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。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，在几十年的发展提高过程中，那些人员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培训考核，业务水平不断提高，如今已蜕变成长为继续活跃在农村的全科医疗生力*。他们的功劳苦劳，绝不应该被弃之不顾，一笔勾销。但愿有人还能记着他们！
俊发，临渭区向阳办农园村人，文学爱好者，中共*员，临渭区作协会员，渭南市作协会员，渭南市诗词学会会员，《汗滴化雨伴笔耕》特约撰稿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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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办：渭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
主编：赵粉绒
本期编辑：李佳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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